煤钢供给侧改革试验：政府与市场的求衡博弈-凯时尊龙

初入仲冬，沉寂已久的大秦线又出现久违的喧闹。

这条连接大同与秦皇岛、横贯京津冀晋四地的铁路线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煤炭运输的主动脉，其运量多寡多少可折射出煤炭业的冷暖兴衰。12月2日下午，当记者站在它的终点站——秦皇岛港卸货码头上时，只见几艘巨型散货船停泊在岸边，自动化的传送带隆隆运转，取料机争分夺秒将传送带上一堆堆黑色的煤炭注入船舱。堆场上的煤垛时盈时亏，仿佛在回放煤市过去这年阴晴起伏的一个个剪影。

此前的11月，大秦线货运量已同比大幅攀升近30%，达到去年初以来的最高点。从冷清到火爆，相隔的时间不过是短短一年。

这一切的背后是煤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势推进：中央果决的政策执行有效缓解了两大行业长期以来的过剩痼疾；而煤钢产能的成功“瘦身”也重新唤醒了沉睡许久的市场“原力”。

这不仅是两个行业的去产能，更是一场传统工业调整结构、重构生态的改革试验。借助一道道行政指令，中央于快速清理产业沉淤之际，也打破了行业固有格局，在市场、企业、地方政府等各个主体间掀起了一场场疾风骤雨。其间，为遏制煤价的过快上涨，有关部门更在短短两个月内连续召开了8次协调会，终于让过热的市场情绪渐渐平复。这段插曲也给今年这轮煤钢去产能赋予了更多侧面：反思政府与市场在改革试验中的进退得失将为国家未来在农业等更多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镜鉴。

一名煤炭销售的苦尽甘来

一年前，面对不少电厂老客户长协订单的流失，他几乎一筹莫展；一年后的今天，他手机微信里的煤炭群迎来“求相识、求合作”红包的狂轰滥炸。

时间闪回到一年前……

2015年12月4日，在鄂尔多斯召开的2016年度煤炭交易大会上，山西一家大型煤炭企业的运销负责人王星（化名）一脸愁容。当时煤价正跌至冰点，手头上已流失不少电厂老客户长协订单的他几乎一筹莫展。

一年后的今天，他又一次来到在秦皇岛召开的2017年度煤炭交易大会，但此刻的心情已迥然不同：会场内到处是产业链上的客户在热切询价，他手机微信里的煤炭群又重新活跃在了顶栏，群里则是接二连三的“求相识、求合作”红包在狂轰滥炸。

令煤市从冰点重归沸点的是年初国务院发布的一份《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未来5年要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减量重组5亿吨。同时推出的还有一项被指为史上最严的“控产量”政策——“276个工作日减量生产制度”（下称“276个工作日制度”）——这相当于把原先遵循330个工作日生产的煤炭产能整体打了八四折。

政策双管齐下，效果立竿见影。今年1月至11月，我国原煤产量累计同比减少10%，其间煤炭价格同比回升近80%。

作为煤炭的“难兄难弟”，钢铁业也被要求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至1.5亿吨。不过，已完成年度去产能任务的钢铁业今年实际并未减产。“钢铁无法像煤炭那样全行业统一限制产量，行业里的民企占多数，且生产不同类型品种的钢厂众多，整体控产量难以操作，只能坚定推行去产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向上证报记者解释。

今年前11月，全国粗钢和钢材累计产量分别同比增长1.1%和2.4%。

尽管如此，在去产能的作用下，行业供求关系已发生根本扭转。煤价持续单边上涨，也令企业在下半年得以喘息。据机构统计，在30余家煤炭上市公司中，过半企业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大幅上涨。其中，冀中能源的净利润涨幅最高，同比增长近4700%。

同样，在35家上市钢企中，今年前三季度有八成企业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其中5家企业扭亏为盈。宝钢股份预计全年业绩大增600%至800%。

不过，说行业已全面复苏还为时尚早。目前煤钢行业利润率仍处于工业平均水平以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钢企的亏损面为27%。

行政手段释放“洪荒之力”

随着去产能发令枪响，行政命令如离弦之箭，力度之大既出乎业内预料，更迅速打破产业上下游的供需格局和固有机制。

在多数业内人士看来，煤钢产业的供需改善要归功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势推进。随着去产能发令枪响，行政命令如离弦之箭，力度之大既出乎业内预料，更迅速打破产业上下游的供需格局和固有机制。

4月起，全国煤矿开始执行“276个工作日制度”，煤炭产量出现明显回落。当月原煤产量降幅从3月份的4.5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11个百分点。

最先感受到供应吃紧的是行业最大的下游领域——各大电厂。随着年初煤炭货源日益收紧，煤电之间的价格博弈硝烟重燃，一边是以神华为代表的大型煤企开始强势调高一季度长协价，另一边是仍保有一定库存的电厂力图压低接受价。

同样感到焦灼的还有铁路系统。作为铁路运输大户，煤炭的货运量骤减，这使得今年刚定下运量止跌回升目标的铁路总局不得不退让，自2007年以来首次宣布下调煤炭运价。

不仅如此，煤炭去产能效应正迅速以“燎原”之势传导至更多下游。进入三季度，钢铁企业的冶金用煤供应量开始出现缺口。彼时，“一煤难求”成为所有钢厂的燃眉之急，以至于中钢协一度向发改委递文“求煤”。当时有业内人士揣测，国家试图通过煤炭减产倒逼钢铁去产能。

但这种供求关系的逆转也造成市场化去产能的动力消退，暂时性的供给缺口更在短期内修复了行业利润空间。一时间，业内出现小钢厂、煤矿“死灰复燃”迹象，后者成为去产能的拦路石。截至7月末，钢铁去产能年度任务完成47%，煤炭完成38%。时间过半，进度均未过半，各界对今年任务能否完成心存隐忧。

然而，随着年末去产能大限逼近，行政手段再度释放“洪荒之力”。仅三个月后的10月底，钢铁就提前完成4500万吨全年去产能目标任务。有机构根据各地公告统计，今年全国炼钢产能实际退出量翻倍，超过9000万吨。

进展如此迅速源于各地的“拆高炉运动”。“在执行中央任务时，各省基本按国家指标，将任务层层分解到下级，有的地方对企业按比例削减产能，先进、落后产能都‘一刀切’，这样并不合理。”原冶金部副部长赵喜子对记者说。

即便如此，去产能的攻坚战中仍有诸多漏网之鱼。11月底，国务院督查组点名江苏省“地条钢”等违法违规产能现象。随后，一场被业内称为钢铁版“276个工作日制度”的违规产能整治行动也以摧城拔寨之势在全国铺开。短短半个月内，从江苏到河北，各地政府开始大面积拆除生产建筑钢材的中频炉。

意料不到的市场“虚火”

供需格局的突然转换在短期内带来了市场“高烧”，甚至在冬季需求高峰来临时出现阶段性的供求紧张、煤价飞涨。

猛药去疴，重典治乱。

强力政策影响下，煤钢市场格局反转。7月起，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出现了18连涨，环渤海港口5500大卡动力煤市场成交价一度突破了730元/吨。钢价也在第二和第四季度迎来两轮大涨，唐山钢坯价格一度冲破3000元/吨大关。

现货市场的坐地起价也为嗅觉敏锐的资本玩家提供机会。期货市场上，动力煤价格从去年底的最低价翻了一番，焦煤、焦炭最高价格较年内低点涨幅超过200%。螺纹钢价格在淡季12月创出年内新高，涨回2014年初水平。

然而，令业内意料不到的是，供需格局的突然转换在短期内也带来了市场“高烧”，甚至在冬季需求高峰来临时出现阶段性的供求紧张、煤价飞涨。

为遏制煤价的过快上涨，有关部门短短两个月内连续召开了8次煤炭供需形势研讨会，之前收紧的限产政策随之也适时调整。9月，有关部门先后启动煤炭先进产能释放二级、一级响应机制，先进产能释放煤矿从74座扩至900座。11月中旬，发改委又宣布在供暖季结束前，所有合法合规煤矿的工作日都将放宽至330天。

多剂政策药方的合力终于驱散煤市“虚火”，港口煤价拐点再现。期货市场上，“煤超疯”、“绝代双焦”等极端市况已不复存在。

也是在这次阶段性失衡发生后，市场对调控出现不同看法。大量来自煤企等单位的业内人士认为，今年相关部门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政策执行效果较好，令煤价出现意想不到的快速反弹，同时“276个工作日制度”也有效缓解井下生产人员的压力。

但也有专家向记者直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同时出现了去产能调控政策和释放产能的逆向调节政策，政策过于多变，或给明年的去产能工作造成阻碍。”

多名来自一线的煤炭企业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无论释放还是缩减产能，煤矿都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特别是释放产能要加大相应的安全投入，否则易引发安全生产事故。从效益角度考虑，若无法确定政策的持续性，企业也不愿意贸然提高产量。

在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间寻求均衡

今年煤钢去产能政策迅速见效，政府的有形之手起到决定性作用，似乎仍困囿于行政过度干预微观经济继而触发“市场失灵”的怪圈。

纵观供给侧改革的开局之年，煤钢去产能政策迅速见效，但似乎仍困囿于行政过度干预微观经济继而触发“市场失灵”的怪圈。

“在产业供需矛盾突出的极端情况下，政府短期内采取限制生产的行政手段能够较快见效。但‘276个工作日制度’只是静态控制，没有考虑到动态因素，如煤炭需求的实时变化以及局部地区的用量差异。”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对记者表示：“可以依据环保、能效、安全等标准设置准入门槛，来代替设置天数产能规定。”

钢铁方面，“今年各地并没有切实按照市场和法律法规的手段去淘汰产能，更多是依靠了地方政府的行政命令。”赵喜子说。

政府的有形之手无疑对今年去产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看来，“化解产能必须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对过剩产能实现市场出清，这是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重中之重”。

站在全产业结构性调整的角度，体系化的供给侧调节制度仍待培育。纵向来看，“煤炭仍是当前最主要的能源上游，其变化会牵涉到下游供电、钢铁、玻璃等诸多工业产业，需要更全局化、上下游联动地考虑。”林伯强说。

横向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有去产能，还应该包含企业体制、产权多元化、法律法规等多维度的结构性调整，去产能只是当前产能矛盾突出时的重要抓手，接下来要在提升行业效率、准入门槛等方面完善，发挥市场出清作用。”

黄群慧则认为，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不能只关注产能过剩、库存高、企业负债高和成本高等供给侧存在的问题本身，而忽视了背后结构性矛盾，应找到供给侧问题解决的根本路径。此外，过于机械地理解“三去一降一补”，看不到这五方面之间的有机联系，机械地将每项任务指标化，层层分解，最终有可能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展望明年，去产能仍是煤钢行业的主基调。上证报记者从业内了解到，2017年煤炭去产能的量仍有可能在1.5亿至2亿吨之间。有关部门正在制定完善276个工作日产能储备制度、减量置换和产能交易制度、煤炭最低和最高储备制度、中长期合同制度和平抑煤炭价格异常波动机制等。

根据《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若按今年已淘汰4500万吨量计算，未来四年仍有0.55亿至1.05亿吨的去产能任务量。

而据新华社公布的最新消息显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近日听取了国务院关于江苏和河北两家钢企违法违规行为调查处理工作的汇报，针对调查发现的生产销售“地条钢”、未批先建边批边建钢铁项目，予以严肃查处，对相关责任人严厉追责问责，并公开通报调查处理结果。

显然，煤钢去产能仍道阻且长。但这场改革还有着比完成去产能目标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通过反思政府与市场在改革试验中的进退得失给未来农业等更多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镜鉴，其背负的机制再造与生态重构使命也将助力中国工业经济的二次腾飞。